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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柏林墙倒塌前16年，东德的德累斯顿和西德的拜仁就已在冠军杯上杀得火星四溅。但无论结果如何，都不能阻挡兄弟相见。
第一次接触 克劳斯·萨默尔（左）和贝肯鲍尔（右）的握手标志着东西德足球历史上第一次较量。
邻居，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好邻居。但是很不幸，事情并不总是那么简单。冷战时期的柏林，东西德这对邻居更像是敌人。而1973年，他们的俱乐部在欧洲冠军杯上被抽到了一组。结果如何？这恐怕是足球史上最令人疯狂的比赛。
二战结束后，德国就成了一个被分裂的国度。柏林，一座被围墙撕裂的城市；一条充满了仇恨的边界线在一夜之间被建了起来。在冷战的最鼎盛时期，柏林墙甚至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仿佛单靠这座墙就阻止了两大阵营堆积在墙两边的军队、坦克和核弹头。这座墙也同样阻止了两国的足球交流，直到强大的拜仁慕尼黑在1973年的欧洲冠军杯的四分之一决赛上碰到了同样志存高远的东德球队德累斯顿迪纳摩。
1970年代的拜仁也许是德国历史上星光最耀眼的球队。他们拥有足够自傲的资本：不可逾越的守门员赛普·迈尔，满场飞奔的清道夫贝肯鲍尔，天生的射手盖德·穆勒和敏捷的乌里·赫内斯，足以让对方的防守端胆寒。这支球队不仅在德甲联赛上大放光彩，还统治了整个欧洲足坛。他们踢着激动人心的足球，彼此的配合如心灵感应一般默契，连续3次赢得了欧洲冠军杯（1974、1975、1976年）。当时拜仁的主帅是乌多·拉特克，他曾在国家青年队里一手带出了保罗·布莱特纳和赫内斯。在结束了一次对西德队的考察后，德累斯顿的主教练沃尔特·弗里奇用“令人敬仰”来形容拜仁的阵容，事实证明他没有说错。
但除了本城球迷，拜仁的粉丝并不多。这并不妨碍这支球队取得胜利。德语中有个短语： ‘Bayern-Dusel’（拜仁狗屎运的意思）。在关键时刻，拜仁总会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时不时赢得个点球，在伤停补时阶段搞定比赛。
“对两家俱乐部而言，这场比赛都是他们的头等大事。在媒体圈的吹捧下，比赛本身的意义也被夸大了。”乌里·赫内斯回忆道，“对我而言，比赛本身比其他东西要重要得多。拜仁已经赢得了欧洲冠军杯，在那时，我们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对手是谁。”
一万马克击倒东德人这一次，来访的德累斯顿队受到了传统的巴伐利亚式的接待，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这种热情好客只持续到上半场结束，主队2比3落后，随后拜仁在人头攒动的奥林匹克体育场疯狂反扑，最终4比3获胜。
比赛开始前，德累斯顿已被认定不是拜仁的对手。东德的联赛非常怪诞，因为当权者一直在干涉比赛。所有最优秀的球员接到命令，只能为少数几个获得官方认可的俱乐部效力（包括德累斯顿），这也造就了一个不平衡也毫无竞争力的联赛。
德累斯顿在这样艰难的足球环境中顽强成长，用独特的风格在1970年代的东德足坛刻下了自己的烙印。1971-1978年间，这支球队一共赢得了5个联赛冠军。他们还有着东德最高的上座率，以及一帮出色的球员，比如克劳斯·萨默尔（1996年欧洲杯上的球星马提亚·萨默尔的父亲）外加一个诡计多端的主教练沃尔特·弗里奇。但是强大的拜仁，不同于以往的任何对手。
据说当时的拜仁主席威廉·纽德科尔在中场休息时对自己的球队做出了承诺：如果他们能击败东德人的话，将重奖一万马克。无疑，这起了作用，弗朗茨·罗斯很快在泥泞的场地上追平了比分，盖德·穆勒则在第83分钟锁定了胜局。这不仅让拜仁避免了主场输球的尴尬，也让来访的东德人不得不带着更多的反思回家。对东德人来说，这场失利带有更多的意识形态色彩。
金色轰炸机 乌里·赫内斯的附身冲顶让拜仁在客场取得了2个球的领先优势。
走近斯塔西
东德人生活里的几乎每个领域都渗透着国家安局的密探，我们更习惯称他们为斯塔西（Stasi）。这是一个残酷沉闷的秘密警察组织，他们指示每一个人去观察身边的人——当然，足球也没能逃过他们的眼睛。
在德累斯顿开打的第二回合比赛于1973年的11月7日进行。比赛开打前的几周，斯塔西疯狂地策划着，他们要确保这场比赛会带来一场政治胜利。竞技层面？特务们不关心这些。斯塔西在德累斯顿的地区指挥官蒂洛·马克特寄给他的领导米尔克和德累斯顿的党委书记汉斯·莫德罗的信显露出这场比赛将要被监视的程度。马克特在信中写道：“我们要保证打算来观看这场比赛的人的身份都是经过审核的”，还要调查清楚“他们的立场是反对还是支持西方”。任何被当局认为可能危及比赛的人都会被彻底带进小黑屋。
从一开始，这场比赛的球票就被严格地控制着。总共3万5千张球票中，只有8千张提供给了东德球迷，还有2千张给了远道而来的拜仁支持者。剩余的2万5千张被政府分给了那些“在工作和体育领域值得拥有票的人”。换而言之，亲信。这其中包括了3110名密探，他们的工作就是留心体育场内那些捣乱的家伙们。
一位观看过该场比赛名叫霍斯特·穆勒尔的球迷回忆道：“精心准备过的警察们一个挨一个地坐着，所有人都穿着运动服，戴着蓝色或绿色的帽子。但每十个人中，有一个戴着红帽子。他们交错着坐着：一个面对球迷，下一个就面对着球场。而且每隔10分钟戴着红帽子的主管就会给出信号，然后警察们就相互换位。他们不但可以监视到场内，还可以覆盖整个看台。”
密探监控下的生活就像一出悲剧，你不知道在哪个瞬间就会违背某条生死攸关的规定。通往德累斯顿和拜仁大战的道路上，也注定不可能会一帆风顺。即使你手里已经有了珍贵的球票，也要处处小心谨慎。一位不知名的机修工在获得了一张球票后，对自己的朋友吹牛说他将会在看球时对盖德·穆勒喊：“穆勒，带我和你一起回西德吧。”于是，他的球票和他的自由都被没收了。
疾病、腹泻和海拔
斯塔西准备了最奸诈的手段来对付拜仁，然而在不少人看来，拜仁最可恶的对手其实是他们自己。拜仁管理层的多疑，或许还夹杂着一点傲慢自大，让他们决定在比赛前一天不在德累斯顿过夜。他们为此还编造了一个理由。拜仁主席威廉·纽德科尔说：“德累斯顿的海拔只有116米，而慕尼黑的海拔则是567米。这种海拔上的差异也许会对我们的表现造成不利的影响。在德累斯顿的短短2天不足以让我们去适应。” 他宣称，球队将待在西德靠近两德边界线的一个叫霍夫的小镇上。
而拜仁离开德累斯顿纳瓦酒店的真正原因，按赫内斯的说法，是和主席的言论有相当大的出入的：“俱乐部了解到，在一次欧足联举办的在莱比锡举行的青年锦标赛中，一些强大的德国球队都遭到了疾病和腹泻的困扰。这很容易让人怀疑球队的食物被做了手脚，卧室和会议室也可能被安装了窃听装置。”
当然，多疑的拜仁即便谨慎到如此程度，还是没能逃脱密探的视线。纳瓦酒店里的服务员早就被替换成了来自东德国家安全局的间谍。厨师长换成了一位社会统一党员，拜仁召开赛前准备会的房间也秘密安上了窃听器。主帅乌多·拉特克的作战计划被一位暗探草草记下，立刻有人把它送到了德累斯顿的更衣室里。当主帅沃尔特·弗里奇正在对他的球队发表讲话时，一阵敲门时打断了他。一位陌生人把一张纸猛地塞到了他的手里，随即便迅速消失。这让弗里奇立即改变了先前所做的指示。他平静地说：“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下拜仁的首发名单和战术吧。”
生死边缘的拜仁
没人能确定，德累斯顿迪纳摩所获得的内部资料是否让他们处于优势地位。但是，他们却表现得难以置信的出色。“我们在赫内斯进了2个球之后调整得非常快，随后场上到处都是我们的身影。”
德累斯顿的清道夫尤尔根·德尔纳表示。希格玛尔·维茨里希在中场休息前扳回了一个，哈特穆特·萨德接着又攻入一球，再然后雷恩哈德·哈夫纳的进球让德累斯顿领先了。场上立刻沸腾了。主场球迷的狂热程度完全超出了西德人的预期。西德的电视解说员气喘吁吁地说：“看上去不妙。我们的球员就像身处在一个精神病院。”
“但这种局面只持续了5分钟，” 德尔纳说，“然后在一次拼抢中，穆勒不知用什么方法把球弄了进去。”拜仁的狗屎运击碎了德累。 主帅的作战计划被密探草草记下，立刻送到了德累斯顿的更衣室里。斯顿的心。轰炸机在第58分钟把比分扳成了3比3。这粒进球不但为客队确保了总比分上的胜利，也让穆勒又增添了一粒欧冠入球。赛季结束后他也戴上了最佳射手的王冠。
客队并没有逗留多久来庆祝晋级。“比赛一结束，拜仁球员就登上大巴，飘然而去。” 德尔纳说。与此同时，无论身体还是情感都已接近崩溃边缘的德累斯顿球员们，一边走一边毫无顾忌地痛哭着。人群鱼贯走出充满悲伤的球场，穿过手握高压水枪、虎视眈眈的警察队伍。没有人有力气去制造骚乱，在度过90分钟逃避现实的兴奋后，一切又回到了民主德国的现实生活。
20年前，1989年的11月，德累斯顿与拜仁那场比赛16年后，柏林墙终于倒塌。穆勒尔对未来的担忧，随着东德政权的倒台，也转变成了愉悦。但是在拜仁极速逃离德累斯顿之时，埃里克·米尔克的秘密警察们却认为这场比赛他们干得不错。他们那天晚上的表现完全符合预期：“没有人自发地表现出对西德的友好。”这个肤浅的评估显示了东德当局者的短视，他们永远也不会理解球员，或是看台上亦或是坐在电视机前的人的真实情感。尽管有着种种不同，这个夜晚还是让这对尴尬的邻居感受到了共同的激情。这 .久远的比赛已经被铭刻进了这个民族的历史。无论墙有多高，也不能阻挡兄弟相见。 ▣ 译 何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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