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州埃姆斯福德镇上的小联盟球场，正位于9A号公路旁边，索米尔河冲刷出的沼泽地屡屡制造麻烦。每当洪水泛滥，沼泽地里的水便漫向球场，随之而来的还有成群结队的蚊子大军。只要是弟弟迈克·阿奇奥拉参加的小联盟比赛，阿曼达几乎每场必看，只有两三场除外，因为比赛后紧接着就是高中舞会，她不想带着满胳膊的包去跳舞。想起当年事，26岁的阿曼达轻轻抹了抹泪眼，摇起头来。那些舞会“在那个时候好像是天字第一号的事情”，她说。

 

    当时的那两个球场中，有一个现在以她弟弟的名字命名。命名仪式在2005年4月1日举行，6周以前，20岁的陆军一等兵迈克尔·安东尼·阿奇奥拉在伊拉克中部城市拉马迪，被狙击手射出的一枚子弹击中。他遇难的消息是埃姆斯福德镇上的头条新闻，这个小镇实属弹丸之地，当地的老百姓一直称这里只有“一平方英里”。阿奇奥拉生于斯长于斯，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高中一名优秀的运动员，棒球赛季里他司职捕手，足球赛季里他则担任中场。

 

    2005年2月17日，他的灵柩覆盖着美国国旗，回到了在特拉华州的多佛空军基地。由于1991年国防部出台了一项法令，禁止新闻媒体对战士遗体进行拍摄，所以在场并没有一架摄像机。葬礼在他的家乡埃姆斯福德镇举行，而他的遗体长眠于阿林顿国家公墓的第60区。

 

    这就是事实。58000名美国战士战死于越南，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死亡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亲人朋友每天每夜，都在死亡的阴影中度过。不断有消息传来，又有一个路边炸弹爆炸；而在电台脱口秀上，关于“假军人”（译注：保守派电台脱口秀主持人拉什·林堡表示，那些反对伊战的军队是“假军人”）的争论不绝于耳。看起来，美国人并未忘记战争中的死难者——而他们的亲友，仍将背负着厚重的记忆前行。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些记忆也许并不需要多么璀璨，也许仅仅只是一根球棒的击打声，那么简单⋯⋯7月份，在我第一次的埃姆斯福德之行中，迈克的父亲老罗伯特·阿奇奥拉让我看他儿子9岁那年拍的照片。他站在垒上，高高举起球棒；他的头部摆得很稳，双脚大大分开。

 

    他站立的姿势，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年轻的运动员，那个人名叫鲍比·加斯科，1970年1月20日，他在越南的丛林中遇难。鲍比用右手击球，用左手投球，擅打左外场，也是个非常不错的橄榄球线卫。

 

    他曾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年轻时代的朋友，是你今后唯一拥有的挚友，因为他从不可能真正看清你。在他的脑海里，他看到的是一张已经不复存在的面孔……他会常常念叨起你这个遥远陌生人的名字，记忆中的这个人，仍然有着一张不老的孩童的脸，当年，这个男孩还未变声的嗓音常常在傍晚时分的湖畔或是野营的篝火边响起。

 

 

    我记不清是从何时起，鲍比和我成为挚友，但是从读小学三年级起，我们的友谊开始萌芽。1958年5月，那是我打小联盟的第一个赛季，我专司击球，鲍比则是投手。他投出一球时，我猛力一击，球出界，飞到了三垒线外。“你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吗，加斯科？”我喊。接着，他又把我振出局。我爸爸那时是我所在球队的教练，他大叫着让我闭嘴（不过没能成功）。“我又不是有意的，”我说，“鲍比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们一起在新泽西州的美斯兰丁县长大，在上世纪50年代，那是一座沉睡之城，人口不过2000人。小县城这些日子变繁华了，因为著名的赌博麦加圣地大西洋城正在附近，县城成为寻欢作乐者的后花园。

 

    我们的一些朋友觉得鲍比很有钱，因为他爸开了一家庞蒂克汽车代理店，他们觉得我应该也有点小钱，因为我爸开了家小杂货店。事实上鲍比倒是有点钱，而我则是个小穷光蛋。

 

    不过我们都像是年轻的小王子一般，牢牢统治着老爸们的那一亩三分地，当修车工人干完活后，鲍比在油乎乎的车库里称王称霸；而我则出入于小店后面一堆开了封的空纸箱之间，在屠宰台后面那间血肉横飞的房间里跑来跑去。

 

    鲍比和我，比班上大部分同学都要小几个月，基于这种优势，有一个赛季当别人都要升去高年级的小联盟时，我们还在低年级的梯队里呼云唤雨。那赛季真是太爽了，我们在两支不同球队打球，老爸们分别担任两队教练，我们的打击率应该都达到了.800。我们的球队（我为巨人效力，鲍比在白头翁）在1959年那个奇迹之年齐齐杀入总决赛，最后我所在的球队取得了第1场和第3场比赛胜利，拿下了当年的冠军。40年后，我碰到我们已经退休的体育老师卡尔·安德森，他告诉我说，他拍了那场总决赛的录像，不过没有录下声音。他把这卷8毫米胶片转录成了录像带，给了我一份拷贝带。一天晚上，我把录像带塞进机器里，看着鲍比（一个身材结实的左撇子）还有我（一个瘦削的右手球员）比赛时的样子。我们投球击球跑步，看起来像是一部古老默片中的人物，黑白色的鬼魂，渐渐被时间长河吞噬。

 

    迈克

 

    迈克·阿奇奥拉在埃姆斯福德的小联盟打球时，跟迈克·瑟龙结为最好的朋友。他们上的是不同的学校——迈克·A（阿奇奥拉缩写）上的是公立学校，迈克·C上的教区附属学校——但两人在9A号公路旁的球场上，一起奔跑着追逐打飞的棒球，一起拍打着疯狂的蚊子，因此结为莫逆。

 

    迈克·C有四个兄长，他们把迈克·A叫成是“瑟龙家的老六”。

 

    1996年，两个迈克双双被选入小联盟锦标赛球队，他们是队中仅有的两个才11岁大的小不点。两人都是全能球员，不过迈克·A通常司职捕手，迈克·C主要担任投手，在中场活动。到了12岁时，他们带领埃姆斯福德进入了赛区20强。

 

    迈克·A作为球员，最出色的素质在于他的速度、纪律性和领导才能。“迈克打球时真的非常成熟，”瑟龙说，“不管他是4投4中还是4投0中，都不会影响他。他几乎从不会被三振出局。他会想办法打出别人的弱点，把别人送下场。他总会为球队竭尽全力。”

 

    阿奇奥拉家并不富裕。父亲罗伯特·阿奇奥拉是粉刷匠，不过因为身患心脏病和糖尿病，没办法长时间工作。他的妻子特蕾莎，在1996年起便与他分居，需要一人做两份工，这样才能养活一大群小孩子：卡桑德拉（昵称凯茜），现在30岁；双胞胎兄妹小罗伯特和阿曼达，26岁；还有迈克，家里的老幺，比双胞胎又小了4岁，父母兄长都叫他迈奇。

 

    迈克是那种典型的老儿子，那种小可爱，喜欢出点洋相博得大家喜爱的万人迷——“他想让大家都喜欢他，”阿曼达这样评价说。凯茜和一群姑娘们一起看电影时，总会拖上迈克这条小尾巴，他会坐在女孩们中间，大家围着他叽叽咕咕说个不停。迈克家里的所有人（除了他的大哥），都念念不忘他眨巴着眼睛的样子。他的爸爸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失去了左腿和右眼，这是一个被病痛折磨得痛苦不堪的男人，回忆起小儿子时他泪盈于睫，“他的头发卷卷的，说话时睫毛扑闪扑闪，他总是看着我说，‘我爱你，爹地，’听他说这话，我的心一下子就会软下来。”

 

 

    鲍比

 

    我沉迷于体育的历史与琐碎细节，冥冥之中，这似乎已经在预示着我未来的职业道路，而鲍比不然，他执著于运动本身，靠天赋、直觉与超人的镇定完成一场又一场比赛。他好胜心未免太强了。一次在小联盟比赛里，我担任裁判，吹他犯规，他轻蔑地看了我一眼，走向休息区时，猛地将球棒扔到地上，砸到了我的脚。于是我把他罚下场。一小时后，我们站在派里奶油蛋羹店里，一起喝着奶昔。

 

    我们上七年级时，美斯兰丁体协组建了一支老华纳橄榄球队。鲍伯打半卫和线卫。至于我呢，虽然踢右后卫时常常还能得分，但事实上我就是个胆小鬼，我速度快，但害怕跟人身体接触。鲍比是个真正的球员。他速度不够，所以离成为真正强大的半卫还有一点差距，但他是个致命的擒抱手。有时倒在人堆里你会找不见他——那时他大概1.52米高，最后也没超过1.67米——但他可以化劣势为优势，蹲下来用胳膊死死圈住对方持球运动员的脚踝，把对手带倒。等他升入八年级时，他被选中，参加了一场在佛罗里达举行的老华纳联盟全明星赛，对我来说，佛罗里达简直就是个跟土星那么遥远的地方了。鲍伯和罗克茜·加斯科，鲍比的父母亲，邀请我一起去现场观战，路费是他们掏的钱，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

 

    我们升入高一前的那年暑假，我跟鲍比被选入一支全明星棒球队，而且打进了地区锦标赛决赛。我先发出场，司职游击手；鲍比担任二垒手。在第7节下半场，比赛打成平局，我走上垒，信心满满，从没那么笃信自己肯定能拿下致胜一击，但最后我只打出了一个软弱的触地球，我们的局势变得极其被动。轮到鲍比上场。看着他时，我记得自己当时在场：靠他肯定能行。当然行，鲍比硬生生打了一个滚地球，球越过投手飞过二垒，我们果真赢了。

 

    我的学习成绩比鲍比强，不过他总是显得比我更加成熟。11岁那年，我们在他家后院扎了个小帐篷，在那里露营，鲍比用一个科尔曼炉子摊鸡蛋。我觉得他简直太牛了，一方面是因为鸡蛋真的很好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能烧菜这件事情本身。我们在老华纳橄榄球队练习时，他是小头头，坚持让我们用单手做俯卧撑。他称之为“部队俯卧撑”。我喘着粗气诅咒他——“算了吧，加斯科，让我们缓口气吧！”——但鲍比只是笑一笑，继续做他的部队俯卧撑。

 

    他忠诚、足智多谋、勇猛而又能干。我想，假如一个人身上兼具了这些素质，他就应该是个合格的战士。

 

 

    迈克

 

    埃姆斯福德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高中是座三层砖楼，建于1929年。它的外表看起来跟美斯兰丁高中有着惊人的相似，那里是鲍比和我的母校，两个学校的大门上，都分别写着“男生入口”和“女生入口”的字样。迈克·阿奇奥拉在8年级起开始踢足球，他天生就擅长这项运动。在汉密尔顿高中时，他一直担任队长，他是中场球员，但如果对方前锋表现太活跃，他也会压到后场配合防守。

 

    “迈克以身作则，”队中的另一位队长凯文·提洛基说，他人高马大，身高1.96米，体重107公斤。“我有时会忍不住朝队友大喊大叫，而迈克只是默默地顶上队友的空缺。他从不放弃。我们高三那年，在赛区决赛失利，坐着大巴回家时，我发现他的眼睛里满是泪水。

 

    我真是太震惊了。我确实也想赢，可是迈克呢？胜利对他意味着一切。”

 

    对于如此渴望胜利的人来说，高中棒球教授了宝贵的一课，那就是忍耐。迈克为汉密尔顿效力的三年里，他所在的红色袭击者队从来没有打赢过一场棒球比赛。一场都没有。有时候他们丢的比分还相当离谱。迈克·瑟龙后来成为了爱纳预科学院明星中场，他回忆说，有一次他听说埃姆斯福德高中输了一场比赛，比分是3比42。他打电话给迈克·阿奇奥拉，问他，“你的那些同伴，他们竟然没法拿下一个全垒打？”

 

    迈克好胜心那么强，却从没将输球的责任推到队友身上。“假如有谁在训练时吊儿郎当，他也许会批评人家，但我从来没见到他在比赛当中说过大家半点不是，”汉密尔顿高中足球和棒球队的主帅凯文·巴金斯基这样评价他。在对迈克的亲戚、朋友和教练进行的十几次采访中，所有人都提到了这一点：在足球和棒球队里，每次训练时迈克都会特地多跑几圈，这样一来，跑得慢的队友也可以有个伴，可以坚持跑下去。

 

    他不光为队友们打气加油，也是女友玛丽亚·普雷斯蒂贾科莫的坚强后盾，她在汉密尔顿中学的女子垒球队当投手，两人跟一般的小情侣一样，好一阵坏一阵。只要自己不比赛，迈克总会站在看台上为她助阵，在她沮丧时给她加油。“我们学校的棒球队和垒球队之间关系特别好，”玛丽亚说，“而迈克就是我们之间的纽带。他会把所有人召集起来，坐在一起为我们加油。我们的成绩也不好，但迈克令我们享受到了比赛带来的乐趣。”

 

    迈克尽力去享受棒球带来的欢乐。他一直跟在巴金斯基后面，请他允许自己用左手击球，教练只好屈服，条件是每次比赛第一次击球，他还是得用右手。有几场比赛，他用一根木头球棒，以示回归传统。巴金斯基让他打三垒。“他本来更适合开头阵，因为他特别听从教练的指导，不过在我们的球队里，我们需要他打三垒，”教练解释说。在前两年，他大部分时候都担任捕手，可是在高三时，他主动把这个位置让给了新人卡尔·萨托里，这样一来，在他毕业后，球队也不用担心没有捕手了。萨托里现在19岁了，他说迈克是“我的导师，我生平拥有的最好的队友”。

 

    自从迈克死后，属于他的13号球衣，就再未分给其他球员。“只要我还在执教，”巴金斯基说，“就不可能让别人身披13号。”现在巴金斯基的球队每天训练结束时，都会齐声高喊一声，“13！”

 

 

    鲍比

 

    在欧克雷斯特高中，我被新生棒球队踢了出去，假如你给我一两个小时时间，我可以跟你细细道来，详细列举我是如何如何理应入选球队。更糟糕的是，那个没有要我的教练，却起用了左撇子的鲍比司职三垒。这个举动让我爸感觉非常为难。他真的很喜欢鲍比，可是事实就是，在那个位置上，左撇子通常会处在极大的劣势上。（大学教练后来让他改打左场，这才更适合他的条件。）

 

    鲍比上高二那年，在一次橄榄球训练中，他被人踢到了腹股沟。我还记得去医院看他时，气氛有多压抑。他的一个睾丸完全失去功能了，一个医生事后告诉他，他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事实证明这个判断是错误的。但鲍比再也不能打橄榄球了。后来，他加入了欧克雷斯特高中的第一支男子拉拉队。他穿着一件灰色汗衫，呼喊着在球场上蹦蹦跳跳的样子，至今在我脑海里依然那么生动。

 

    高中时代还在继续，我们的女朋友换了一任又一任，学习成绩有天渊之别，体育场上的表现也有不同，但我们还是朋友。在高三那年，鲍比被同学们推选拥有“最好个性”和“最温暖笑容”，我则被大家公认为“最典型高三生”。而在那年学校年刊体育那个项目里，我跟他的照片紧挨着出现。我是在空中，正准备上篮得分；翻过这一页，便是鲍比，踏踏实实站在垒上，双脚大大分开，高举球棒——从8岁起，他上场一直采用这种姿势。

 

    我记得高三那年，5月一个寒冷的下午，我站在学校外面，远远地看一场欧克雷斯特的棒球比赛。我是被踢出去的人，自尊心令我不愿意走近去看他们的比赛。鲍比站在垒上，我听到他挥杆后的刹那间，球棒发出了一声轻脆的响声。球落在一垒和二垒间。我为鲍比感到高兴，又替自己感觉有些不爽。

 

    假如那时你对我说，鲍比只有两年半好活了，我会骂你神经病。

 

    迈克

 

    2001年9月11日早上，迈克·阿奇奥拉的内心发生了些改变。他本来做了个新潮发型，头上梳了一排辫子，可是当两架飞机撞到了世贸中心大楼后的第二天，他剃了个光头去上学。他一直念叨着要去参军，他妈妈特蕾莎说，9·11“坚定了他的想法”。

 

    2002年夏天，他报名入伍。学校做年刊时，他写道，“希望世界和平，人类安宁，”后面又跟了句法语，“F--- you，本·拉登。”没等别人发现，这本年刊就被付印了。

 

    迈克的朋友从来没有探究他应征入伍的原因，更没有想要试图劝他打消这个念头。“迈克是那种你不会想到要去劝他的人，”提洛基说，“不管怎么样，这都是他自己的事情，而且我一直觉得他不会出什么事。”

 

    他的哥哥也是一样。“我觉得他不可能出什么乱子，”罗伯特说。“这是迈奇啊。迈奇总是我们家的福星。”他的妈妈总是往好处那边想，可姐姐却有不好的预感。“我觉得他会遇到危险，”阿曼达说着，擦了擦眼泪。“我就是感觉不大妙。他那么特别，我不知道……我觉得特别的人可能活不长。”2003年7月，迈奇出发前往新兵训练营，阿曼达抱住他，死死不愿放他走，人们花了10分钟，才将阿曼达劝住。

 

    鲍比

 

    鲍比考进了新泽西劳伦斯维尔市的莱德学院，他希望可以加入校棒球队。

 

    1967年11月，上大学两个月后，他给奥克雷斯特高中的棒球教练阿尔·赫德特写了这样一封信。

 

    这里的形势看来很不乐观。他们有18个新生拿了棒球奖学金，不过你知道我也知道，这不会阻止我。我自己都没想到，我有那么想念奥克雷斯特，想念我所有的朋友们……我有点希望能重新再读一年高三。可是我也明白，人总得往前走，过去的东西一去不复返。

 

    那年春天，鲍比根本没被选入棒球队。他在那时加入了一个兄弟会，整天参加派对，玩得乐不思蜀。后来再想想，这也许是鲍比最开心的时光。他的成绩一落千丈，莱德学院通知他，必须参加暑期学校补够必修课的学分。

 

    1968年夏天，我们一起参加了大西洋郡联盟，为美斯兰丁湖人棒球队效力，在一场比赛前，我跟鲍比一起坐在休息区，他对我说，“我不想再回学校了，我想为我老爸打工。”

 

    我挺难理解他的想法。那年夏天可以说是改变我一生的黑白点。我在电视上收看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开会时引起的轩然大波，关注反战游行，看到新旧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如此巨大，国家将要四分五裂。所有事物似乎都如此激情四溢，如此至关重要。而大学校园更是个温暖的象牙塔，它意味着派对，意味着即将到来的男女合校，数也数不清的体育比赛，文艺表演，对我来说，还意味着将要主修英语文学的愿望，说话间随口念出一段加缪的虚荣——我觉得退学这种想法实在太不智了。

 

    更何况，在我们的生命中还飘浮着一块阴云，在上世纪50年代，苏联核武器的威胁一直挥之不去。

 

    “你对越战怎么看？”我问。

 

    鲍比耸耸肩。“该发生的总会发生，”他说。

 

    发生的第一件事情，是鲍比收到了这样一封信：亲爱的加斯科先生，教务处的纪录显示，你没有报名注册参加1968年暑期学校的任何课程。此前我们已经通知你，暑期学校的课程必须参加。因此，学术委员会通知你，你将被莱德学院除名。

 

    大二那年，我继续在位于东部宾夕法尼亚的穆伦堡学院学习，新生那年我在校篮球队的表现平平，此时已经放弃了篮球。鲍比开始给他爸爸打工，两个人时不时就要吵一架，争吵的焦点是鲍比该不该从军。老鲍伯在民主党县议会颇为活跃，他想要用自己的影响力，确保儿子不被征召加入陆军。他建议鲍比加入国民警卫队，报名参加海军，重新报考大学，甚至在征兵通知书下来后，他还想让儿子躲到加拿大。

 

    鲍比本人却不想躲避兵役。他深深地爱上了一个叫简妮斯·吉林厄姆的姑娘；他拥有了一辆马力强劲的庞蒂克GTO；他在汽车代理行干得很不错，可是如果军队征召他，好吧，他会应征。也许他是厌倦了。也许他渴望冒险。也许他只是想为自己的国家效力。我不知道。可是在1969年6月，他收到了一纸征兵通知。在我们一起打棒球时，他告诉了我这个消息。

 

    他还来了一记重磅炸弹：简妮斯怀孕了。我们要在7月去迪克斯营举办婚礼，我想让你当我的伴郎。

 

    婚礼充满着一种如梦似幻般的感觉，这不仅仅因为它是在军事基地举行。简妮斯看起来是个非常好的女孩，可我真的不了解她。鲍比剃了个平头，他喜欢的大背头已经成为遥远的回忆。和他一起参加军训的那些朋友，看起来跟我格格不入。我留着长长的头发和鬓角，穿着破旧的蓝色夹克衫和皱巴巴的灰色休闲裤，无论从哪方面上来看，也确实和伴郎这个伟大的身份有些不大相称。

 

    再见鲍比时，已是那年9月初，很快我就要升入大三。他已经完成军训，即将开赴华盛顿的刘易斯营。他已经接到了去越南的通知。

 

    我一直想要记起这次我与鲍比相会的情景，一五一十地拼凑还原起当时的每一个音节与动作，但现在留在我记忆中的，只剩下一个粗枝大叶的轮廓。我们当时站在美斯兰丁第五街的街角，他们家开的庞蒂克汽车代理行门外，对面就是他们家，当年我简直把那里当成了我的宿舍。我开的是辆蹩脚的1965年福特彗星，和往常一样，他对这辆车调笑了一两句。

 

    （在当年我们学校的年历里，他曾写下“Jack开辆大黄蜂”。）他穿了件有领子的衬衫，很适合卖车的身份。那天天气潮湿闷热；刚刚下过一场雨，地上还有几个小水坑。我给他看了些带着女友（也是我未来的太太）去波士顿鳕鱼旅游时拍下的照片。她从未见到过鲍比，所以我觉得，我一定得让鲍比知道有这样一个女孩，好像这样做，便可以将我们的生活联系到一起似的。还和他说了些什么，我真的完全记不起来了。当时的感觉实在很奇怪。当时的男人不玩拥抱或撞胸那一套，所以我相信我们俩只是握了握手，年轻时代最好的朋友与我就此挥别，我钻进这辆大黄蜂里驱车离去。从此，我再没见到他。

 

    迈克

 

     在接到去伊拉克的命令前那会儿，迈克·阿奇奥拉成了D连最受欢迎的战士之一。他常常跟人聊起他热爱的纽约扬基队，组织战友一起打曲棍球比赛。跟他在汉密尔顿高中上学时一样，他成桶成桶地大喝Kool-Aid（一种含维C的饮料，是美国人在成长时最爱的饮品），最爱的是热带风情口味，戴一顶Kool-Aid棒球帽，大家都叫他Kool-Aid小孩。

 

    2004年10月，迈克的军营开拨拉马迪，隶属于第1舰艇分队。当时大批反政府武装力量被驱逐出费卢杰，最后聚集的地方正是拉马迪。几乎每天迈克都在跟人说着黑色幽默——“他总是开玩笑说，‘我在想，今天又有谁会被击中，’”和迈克一起服役的中士詹姆斯·克劳威尔说。

 

    2005年1月14日，当他领到两周假期回到埃姆斯福德时，他没有说多少打仗的事情。他只是跟朋友们一起喝喝啤酒，和玛丽亚出去逛一逛。在某些方面来看，1月份从军中回来的这个孩子，和当时走时并没有什么两样，但细心的人还是会发现些什么，在老队友提洛基看来，他“仿佛若有所失”。瑟龙在看到迈克最后的几封信件和email时也有所感觉：“他从不会沉迷于那些负面的东西，可他那时开始谈论，那里的情形有多么可怕。”

 

    迈克的一个好友在伊拉克时一条腿被炸断了，迈克对此一直难以释怀。“他看起来非常生气，很想要向那些叛军以牙还牙，”他的父亲说，“迈克非常好胜。我知道他把战争看成了一场非赢不可的比赛。那次我看到他时，我就知道了，那将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1月29日，迈克的妈妈特蕾莎和两个姐姐开车送他去纽约的拉瓜迪亚机场，当他走上弦梯时，特蕾莎取出相机，想要等迈克转过身来挥手告别时，抓拍一张照片。每次迈克离别时都会回头。这一次他没有。他一路这样走下去，母亲只好拍了儿子的一张背影。

 

    鲍比

 

    1969年11月，就在鲍比出发前往越南前几天，简妮斯早产了，他们已经给这个男孩起了个名字，叫约翰·迈克尔，可惜孩子生下来是个死婴。简妮斯告诉医生，她想在丈夫出征前再次怀上身孕。“绝对不行，”医生说，“你的身体需要休息。”

 

    鲍比的姐姐芭芭拉开车送他去机场，简妮斯坐在后排，鲍比坐副驾驶座，车子当然是他们家代理的庞蒂克牌。简妮斯说，自打鲍比被征召入伍后，他从来没抱怨过，没有表达过一丝半毫恐惧。他爸爸那么费劲，想要让他不要参军而前往加拿大，看起来全是白费力气。

 

    去机场的路上，简妮斯不停地偷看鲍比，鲍比意识到了她的目光，回过头来，微笑着看妻子。她说：“我当时想要把他的脸牢牢地记下来。我记得自己当时在想，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了。”

 

    我希望能告诉你们，在1969年的那个冬天，我一直记着鲍比。我希望能告诉你们，当我坐在感恩节的餐桌前时我曾想过他，在圣诞节时，我曾为他念过一小段祈祷词。也许我确实这样做过，但我不记得了。我甚至也回想不起来他曾在信中给我写过什么，只有当中的一句话刻在我的心里，令我毛骨悚然：不要去我们这里。但这封信也已没了踪影。

 

    我可以想象当时鲍比坐在桌前，手中握着钢笔，身旁放着钢盔，风声鹤唳，神经绷得紧紧的，望向黑暗的丛林深处，他想要表达此时自己的感觉，让相隔大半个地球的人们听到他的声音。“战士都是梦想家，”英国战争英雄和诗人西格夫里·萨松写道。“当枪声响起/他们想着家中暖暖的壁炉，干净的床和妻子。”仅仅是在8年前，我们曾经一起参加教会举行的青少年营，窝在铺位里，潦草地涂抹着寄给家人的明信片。

 

    1969年12月31日这天，我在学校的联谊会礼堂迎接新年。鲍比生活中最后一个新年夜，则是在越南东南部港口一个叫平顺的地方度过。我希望在那一夜，有一刻他曾想起6个孩子跳进他的车子，飙到时代广场，用光了所有的钱，接着又开车狂奔回家，刚好赶上在电视上看到时代广场的水晶球降落下来，那是我们读高三时的事情。我希望在那一夜，他想起了我们常常将随身听带在身边，播放吉米·洛芬的那首《What Becomes of the Broken-Hearted》，这是他最喜欢的歌。我希望在那一夜，他想起了曾经盯着快球飞过来，计算着挥杆的最好时机，接着球轻快一击，双手在那一刹那，感受到木制球棒击球时轻轻的刺痛。

 

    迈克

 

    2005年2月15日，道格连的所有四个排全部出动，在拉马迪公墓街附近巡逻。众所周知，这里是狙击手最常出没的地方。迈克坐在一辆悍马车里，车上有一名司机和一个指挥官，他手持机关枪，面朝南边。悍马车分别向四个方面开去，以此保护在附近一幢大厦与伊拉克人会晤的部队首长安全。这时是下午4点左右。

 

    突然间，熟悉的狙击枪声响起。枪声有点像鞭子抽打的声音，克劳威尔认出敌人应该使用的是俄罗斯制造的Dragunov狙击步枪。迈克躲进炮塔里，接着又探出头开枪还击。克劳威尔——当时他坐在另外一辆朝西的悍马车中，大约相距9米——记得他听到了四声枪响，紧接着听到一声尖叫：“来人啊，救命！快来人！”他几乎可以肯定，就是第四枪射中了迈克，子弹击中他的鼻子，埋在颈动脉里。

 

    克劳威尔跳下车，向迈克跑去，另一位叫理查德·霍尔的上士也跑了过来。他们将迈克扶着坐了起来。克劳威尔轻轻按压迈克右边脖子的颈动脉，想要止住血。他相信迈克当时还活着，但是脉搏越来越微弱。克劳威尔说：“大概过了两三分钟，我就再也摸不到他的脉搏了。”

 

    那一夜，当战友们静静地悼念Kool-Aid小孩时，克劳威尔一个人坐着，点燃了一根烟。

 

    他本来已经打算戒烟了，可这时候他带着怒意，又抽起了烟。“我记得当时在想，为什么要夺走迈克的性命？”克劳威尔说，“为什么要带走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孩子？为什么死的不是我呢？”

 

    鲍比

 

    1969年11月17日，来到越南的第一天，鲍比就立刻与一个叫诺兰·库克的战友交上了朋友。他们所在排——第50步兵团第1营B连——暂时驻扎了几天，睡在一块稻田上。丛林极度潮湿。每天早上醒来后，大伙儿都要互相帮忙看看，身上有没有水蛭，然后用点燃的香烟将水蛭给烫下来。鲍比是个挺挑剔的人，在他写的绝大部分信件里，他都一直在念叨着自己是多想洗个淋浴。

 

    1970年1月17日早上，鲍比和战友们一起庆祝诺兰的21岁生日，大伙儿都喝了个烂醉如泥。第二天上面传信说，B连的另外一个班需要一名援兵，在出发去营地20里外的山区追踪时担任掩护。鲍比主动加入了。

 

    鲍比准备出发前，对诺兰说，“假如我遇到了什么事情，你知道照片藏在哪儿。”一周前，他收到了几张妻子的照片，他将床垫割了个口子，将照片放在那里面。“一定要让简妮斯拿回照片，”鲍比嘱咐道。

 

    “不可能出事的，”诺兰回答说，“很快我们就能再见。”

 

    1月20日下午6点左右，班长派鲍比和另外一名战士出去埋地雷，进行外围防御。另外两名战士则在附近部署掩护。这个地方长满了浓密的灌木和大树。天渐渐黑了下来。鲍比和搭档此时离班长和其他人有70米左右距离，中间隔了一道壕沟。

 

    据军队方面对此事的报告，6点32分，鲍比的班长发现找不到这两名战士，于是下令搜查。在昏暗的光线中，他看到了一个单独行动的人，军方调查人写道，此人“行动鬼祟”，“想要躲起来。”班长表示他喊了三声“洞口有火”（这是一个暗号，表示友军即将开火）。发现对方没有任何反应，他开了几枪。

 

    在意识到自己射中了鲍比的胸部后，班长立刻召来直升飞机。与此同时，一位医疗兵也扑了过来，发现鲍比的胸口正在汩汩地流血。

 

    直升飞机在18分钟后赶到，考虑到当地地形，这个速度已经相当快了。鲍比被抬上担架送上飞机，但他已经死了。

 

    两小时后，消息传到了驻地。一开始时人们并不知道牺牲者的身份。诺兰只能祈祷那不是鲍比。几天后，执行任务的战士回来，诺兰和其他人聚到了他们的帐篷前。有人解释了事情经过，表示死的人正是鲍比。

 

    接着，据诺兰回忆说，射杀鲍比的班长开口说了话。“对不起，”他说，“这是我的错。对不起。”

 

    诺兰看着班长说，“小心点吧。要不然，你也许不会活着走出这里。”

 

    那一夜，等到营房里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时，诺兰弯腰打开鲍比的床垫，取出了相片。

 

    他把照片藏在自己随身携带的手提箱里。接着他坐下来，给简妮斯·加斯科写了一封信，信的结尾这样写道：我祈祷上帝与你同在。我知道你失去了一个伟大的男人，就像我失去了最好的朋友一样。

 

    你真诚的，一等兵诺兰·E.库克鲍比死后不到一周，诺兰被调出了这个连。大概一年后，诺兰来到新泽西，将照片交给简妮斯。战士们一直为彼此做着这样的事情。他们还会做下去。

 

    鲍比和迈克

 

    迈克尔·安东尼·阿奇奥拉和小罗伯特·约翰·加斯科之间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一个是主动报名参军，一个是应征入伍。一个留下了关系时好时坏的女友，一个留下了遗孀。一个被敌军狙击手杀死，一个则是被战友误杀。一个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一个则长眠在美斯兰丁墓地，在那里还埋葬着一些他的亲人，我的亲人。

 

    但我看到的却是他们之间的类似之处，两代人之间冥冥间的联系。这两个年轻人之间所共同拥有的，并非他们的独特之处，而恰恰在于他们的平凡普通。两个来自小县城的孩子。优秀的运动员。知道如何击球。生性随遇而安。聪明但不用功。在学校很受欢迎、备受尊重。他们是拉拉队长，性格积极主动。他们的眼里有那么一丝丝淘气，可同时又很忠实能干。他们顽固，但也⋯⋯慷慨大方。在奥克雷斯特高中，表现优异的高年级棒球运动员仍然会拿到小罗伯特·加斯科棒球纪念奖学金，这项奖学金已经颁发了近40年，而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高中，在才能和体育精神两方面表现卓著的高年级运动员可以领到迈克尔·A.阿奇奥拉纪念奖学金。

 

    儿子死后，老罗伯特·阿奇奥拉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房子里看电视。有时候他会在卡西欧电子琴上弹弹曲子。他不识谱，只能根据记性摸索。The Temptation乐队的《My Girl》是儿子的最爱，也是他最常弹起的一支曲子。当他想起儿子在小联盟打球的那段日子时，他会将同一件事一遍又一遍地讲下去。他会说，在那里，我们度过了无数美好的夜晚。

 

    在迈奇走后，比赛再不可能予人欢愉。

 

    “我觉得上帝让我失望，”老罗伯特说，“那时我每天每天，都在为迈奇祈祷。没人听到我的祈祷。我还不如也陪儿子走了算了。你总能相信什么吧，我想，我相信的就是迈奇。可现在他也不在了。”

 

    他果然陪儿子离去了。就在我拜访他四周后，8月6日凌晨3点，他离开了人世。他家人说，糖尿病和丧子之痛，是他死去的原因。

 

    坐在汉密尔顿高中球场的台阶上，阿曼达回忆起她的弟弟，我问她自他去后，有什么东西改变了。“所有东西，”她说。“这个世界⋯⋯我不知道⋯⋯好像完全混乱了。当我们去阿灵顿公墓看他时，感觉还很好——我们觉得那时离他很近——可是那只是种假象。一旦回到家中，现实总是让人更难堪：迈克尔已经不在了。”

 

    最后一次迈奇回到家时，他跟哥哥小罗伯特开起玩笑，恶作剧地捅了捅他的肚腩。

 

    “嘿，这里又长了点肉呢，罗伯，”他说。罗伯特瞪了他一眼，不过很快就释然了。

 

    “迈奇说的其实没错啊，”罗伯特说着，他站在汉密尔顿高中前的人行道上，掐灭了香烟。就在离这儿不到10米的地方，立了一块牌子，这是在2005年6月14日竖起来的，上面写着：迈克尔·阿奇奥拉纪念体育场。沿这儿走下去是一块足球场和棒球击球区，在那里，迈克曾度过了很多时光。“自他走后，我开始觉醒，”罗伯特说，“我不再出去喝酒，开始健身。是迈克把我拉了回来。”他脖子上挂着弟弟的军籍身份牌。他的左胳膊上有一块文身：ALL GAVE SOME, SOME GAVE ALL（所有人都奉献了部分，有些人奉献了全部），这是一个自越战时期开始流行的口号。

 

    特蕾莎·阿奇奥拉仍在打两份工，不工作时，她就为迈克的战友们准备包裹。当时她将儿子最爱吃的东西全都打进包裹里——花生果酱、蝴蝶酥、熊宝宝维生素、加得乐和Kool-Aid——结果儿子抱怨包裹里专门给自己的零食太多，适合兄弟们吃的东西少了点儿。在他死后，母亲仍然在寄包裹，这项仪式可以帮助她抚平创痛。

 

    特蕾莎最担心的是两件事情——其一是在她和孩子们去世后，世人将遗忘迈奇；其二则是儿子的战友死在战场。“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还能再承受这种事情了，”她说，“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已经成为了我的儿子。”

 

    阿奇奥拉一家见到过迈克的大部分战友，其中就有克劳威尔上士，他曾戴着一副手套为迈克止血，后来他将这双沾满鲜血的手套送给了特蕾莎。它成了特蕾莎最珍贵的宝贝之一，此外，她还收藏着一根曲棍球棍，上面有二十几位战友的签名。想念你，Kool-Aid小孩，一个人这样写道。

 

    比鲍比年长两岁的芭芭拉·加斯科·艾肯，保留着弟弟的骨灰。几乎每个星期天，她都会给他扫墓。芭芭拉曾经想过搬到西部去，也许搬去怀俄明或蒙大拿州，可后来她又想，搬走后，谁去看鲍比呢？谁能跟他说话呢？

 

    芭芭拉·艾肯和阿曼达·阿奇奥拉有很多相似之处。她们都活在弟弟留下的阴影之中，可她们总算渡过了难关。芭芭拉仍然留着“所有鲍比的东西”，她说，其中还有他的球衣，蓝色的汗衫背后印着灰色的大写O。芭芭拉说：“鲍比的死，令我们的家庭也四分五裂。妈妈觉得爸爸没有尽最大努力，让鲍比放弃参军的念头，我猜爸爸也是这样想的。可是说真的，我爸爸已经尽力了。他还能做些什么呢？”

 

    老鲍伯·加斯科在最近四年里几次中风，现在也渐渐显出了后遗症。他的头歪向一边。

 

    有时说话吐字不清。他的喉咙总是很干，于是我为他取来加得乐。可是只要说到他熟悉的话题，他的思路依然非常清晰。我们聊了很多事情——小联盟，五六十年代的汽车零售生意，美斯兰丁的发展——最后说到了1970年1月20日鲍比遇难的前因后果，说起了他是如何想要了解事实真相。他曾几次向军方和议员写信，最后在鲍比死后三个月，美国陆军部写来一封信，给出了其死因的官方调查结果。

 

    加斯科先生（我一直这样称呼他）喝了一口饮料。“你知道的，在我书桌里还放着那个杀死鲍比的人的名字，”他说，“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想找到他，嗯，也许我会杀了他，因为他杀了我的孩子。可是我没有这样去做。

 

    我也不能把这件事搞成这样。”直到听到这句话，我才真正了解了这个男人经受的苦痛，这个男人，曾在50年前执教美斯兰丁白头翁队，向我父母兜售庞蒂克车，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的父亲。

 

    很多年来，我几次想要联系鲍比在部队时最好的朋友诺兰·库克，可他一直没有答复。他一直公开表示是班长疏忽大意，杀死了鲍比，但他还在服役，不想惹来太大争议。

 

    但现在不同了，1993年，他以军士长的身份退役。他仍然在一个军事基地（亚利桑那州的华楚卡营）工作，但以平民身份担任陆军职业辅助计划主管，帮助复员战士找工作。我知道对于与我相见，他肯定有种复杂的感情，但最终他还是答应了。

 

    诺兰身材矮小，但看起来非常威严，衣冠楚楚，保留着军队时一丝不苟的打扮。我们在军事基地附近的乡村俱乐部坐了下来，叫了份午餐。“鲍比总是很有活力，总是充满欢声笑语，”他说，“他总是笑脸迎人。大部分人不是这样的。我们都不想去那里打仗，结果你也看到了。嗯，我相信鲍比也不想去那里——我知道他不想——但他还是想在逆境里找到欢乐。”迈克·阿奇奥拉在越南的战友们，也都对迈克作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评价。

 

    我小心翼翼地问，鲍比在被杀的那天，自己是不是也犯了些错。“他们都说，去战场的前90天，你遇到的危险最大，”诺兰最终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数据也都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不可能在军训时学会丛林格斗。鲍比胆子大，是个伟大的战士，可他没有接受过丛林战的训练，我也没有。我们知道一点，当时他把头盔摘下来了。为什么？谁知道呢？可是没错，这是他犯的一个错。而我总觉得，假如当时在那里的人是我，也许结果会不一样。”

 

    诺兰的眼里满含泪水，我搜肚索肠，想要说几句安慰他的话，可是我说不出。午饭变凉了，我起身告别。

 

    “昨天晚上，我第一次给我太太看了鲍比和我在越南时的照片，”诺兰说，“我从来没有跟她谈起这件事。可是突然之间，所有话源源不断地从我嘴巴里冒了出来，所有关于鲍比的记忆都还是那么活灵活现。她说，‘诺兰，鲍比的死，是你从来没有朋友的原因吗？’”“是这样吗？”我问。

 

    “确实如此，”他说，“自从鲍比死后，我再没有交过一个真正的朋友，一个都没有。

 

    我甚至没有一个关系亲近的朋友，没有一个可以说说话的人。”

 

    他觉察到了我的想法，说：“我知道，我认识鲍比的时间并不是太长，可是看起来，那仿佛就是永远。我有6个姐妹，没有一个弟兄。在学校时，我没有一个关系好一点的男性朋友。可在去了越南后，突然我认识了鲍比，一切都改变了。我们那么亲密。只要在一起，我们就会说说笑笑，一刻也不停。所有一切——他活着时，死去时——在我的记忆里还是那么鲜活，好像就在昨天似的。我对妻子说，‘我想你是对的。我失去了最好的朋友，我不想再失去一个了。’”

 

    现在，我俩站在我租来的车子前，百感交集，不知道该如何说再见。我和鲍比曾经经历了那么多过去，可是我没有坐在他的身边为他摘下水蛭；没有与他趴在恶臭难当的污水里匍匐前进；我也没有站在他身边望向黑暗而险恶的丛林里怕得要尿裤子。诺兰和我，一个曾经身处战场，一个留在后方，而我们仍在为朋友的死心痛不已，与我们经历同样痛苦的人还在不断增加。天空之上，是鲍比·加斯科、迈克·阿奇奥拉和其他那些年轻人，他们曾经将球高高击起，他们曾拥有热情的心，眼里光芒四射，可他们的生命却过早凋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