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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协和俱乐部之间的长期积怨，把良民和流氓纷纷逼上梁山，但每一次，革命都只有前戏，没有高潮。这次也很难例外。
一时间九头鸟恍如凤凰涅槃，但其实，九头鸟只是无头鸟。武汉足球如同无头骑士，策马仗剑疾驰于中国足球的死亡山谷，在万众暴风雨般的掌声中，糊里糊涂地纵身跳进革命的深渊，但过了一把烈士英雄般的瘾之后，你还是不得不找回自己的头，把它拎到谈判桌上。革命的看客也许要失望了，因为老一套的利益博弈最终将慢慢摆平各方，然后街市依旧太平。
不要总是那么悲壮浪漫行吗？足协如同无头皇帝，这只是两个无头的哥们儿之间一场同归于尽的厮杀。
在奥运前，如此极端的事件断不可能发生——它酿成了球迷数千人游行示威这样的有损“社会安定和谐”的“重大群体事件”——但在奥运后，在中国足球惨遭落井下石的险恶环境中，大家都变得穷凶极恶面目狰狞起来。如果是停赛4场而不是8场，也许武汉未必会退出。然而在这一特殊阶段，不甘破鼓万人捶的足协却摩拳擦掌恨不得把家里的锅碗瓢盆都搬出来一顿乱敲，而把太上皇视若阿斗的武汉人也不甘受欺，说不清是殉道还是要挟，总之是与足协合演了一出说不清是壮烈还是滑稽的好戏，再一次让中国足球“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然而缺乏体育价值的中国足球也再一次显示了无与伦比的社会价值——甚至越烂越有价值——它远远超越了足球，而触及了这个社会敏感的神经。当人们高呼“中国足球的体制非改不可”的时候，相信他们想说的不仅仅是中国足球。在这一事件中，李玮锋尽管受罚稍重但谈不上冤枉，而武汉光谷再怎么扮演烈士，也掩盖不了自身在今年联赛的种种失误（比如引援），并且他们牺牲自己未必就能成全中国足球，反而可能殃及池鱼，但是，舆论和球迷几乎一边倒地站在足协的对立面。经过奥运一战，谢亚龙早已成功取代李玮锋成为球霸，在足协这样的超级魔兽梦幻球霸面前，球迷居然同仇敌忾地放过了李大头，很少有人骂他一转会到武汉就弄死了球队，这只能说明足协的权威已经到了何等不堪的地步，而这种完全无法取信于民的权威的沦丧，正是酿成“群体事件”的直接原因。
当年尽管米卢那支球队空前团结，但在十强赛大捷之后，有老队员在私下夸赞李玮锋的同时也直言不讳地预言“在我们这些老队员退下来后，大头迟早要出事”，他是在批评李玮锋的脾气。但恐怕他都没料到后来李会出这么多事，这显然不能完全归咎为李玮锋的性格悲剧，而是因为他不幸成为中国足球多事之秋的出头鸟和替罪羊。如果要论球霸，他跟郝海东、范志毅比是小巫见大巫，停赛8场？别忘了郝董动辄停赛一年；球场暴力？别忘了老范球场外更精彩。如果孙继海不是一直待在英国，照样会在中超成为球霸，在埃弗顿的失败成为李玮锋的转折点，如果他不幸提前结束职业生涯，在对他恨铁不成钢的时候，也请记住他也只是中国足球乱世的牺牲品。
当然收入丰厚的球员可能还没资格说自己是牺牲品，真正的、最大的牺牲品总是球迷。尽管如此，我还是反对中国足球源远流长苦大仇深的传统，我同意棋哥说的：“在武汉，足球还是没有鸭脖子更受欢迎。”足球当然也没有奶粉重要。这跟十几年前真的不同了，当年一场比赛都弄得城不将城国不将国似的，好像足球是您老人家的命根子，后来才发现，这座城市没来足球，但能让你雄起的玩意儿并不少，在这个多元娱乐的时代，如果您老人家还非要在中国足球这一棵树上吊死，那就请便了。中国人的膝盖一向比较软，跪起来较利索，我见过球迷给米卢下跪，见过失去腿的球迷想从轮椅上滚下来向李章洙下跪，最近这些年虽然中国足球越踢越烂，但中国球迷的膝盖好像硬多了，只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但即使不想再看中国足球，很多人依然很喜欢议论中国足球，中国足球体制是一个抱残守旧的象征，但中国足球却充当了时代的话题先锋，因为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种种痼疾，似乎都能在这只五脏俱全五毒俱全的麻雀身上找到。人们不可避免地会从中国足球引申联想更多，就像他们也曾经从超级女声引申联想更多。
超级女声曾经让知识分子一厢情愿地高歌《教我如何不想她》——这个“她”指的是什么？但从粉丝的投票一跃跳到很多很多，还是未免有些自作多情。超级女声对中国社会意外的贡献其实是意外地酿成女同性恋群落的一次隆重发声，是性别政治的催化觉醒（尽管没有一个超女会承认自己是同性恋）。
同样，当人们在武汉退出事件中再次高举中国足球革命的大旗的时候，也是在一厢情愿地将中国足球当成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先头部队，但其实这仍然只是一次新的觉醒，却未必能转化为硕果。小小中国足协充当不了什么社会改革进步的桥头堡。
处罚李玮锋的是足协的纪律委员会，受理武汉俱乐部上诉的是足协的仲裁委员会，而且依照章程，武汉俱乐部也无法告到法院，也就是说，上诉无门。但是，想一想“公检法是一家”这句话，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王法无边，上诉无门，请君入瓮，既然让你入瓮，还讲究什么程序和姿势？
如果法官也违法，那流氓也可以成为勇士。本来李玮锋和武汉俱乐部是“流氓”，而足协俨然是严格执法的法制先锋，但从前足协乱世用重典，经常以政策取代或抵消法治，也就逐渐丧失了执法的权威性。
尽管郎效农关于“今后最为重要的是完善全国足球代表大会制度，让全国足球代表大会成为中国足球的最高权力和决策机构，中国足协主席和中国足协只能执行全国代表大会的东西”的理想令人浮想联翩，但所谓“还利于民”和“还权于民”还只是一个诗意的说法。中国足协的霸道贪婪和俱乐部的无利无权造成的长期积怨，把良民和流氓纷纷逼上梁山，但每一次，革命都只有前戏，没有高潮。这次也很难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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